每个人的记忆中，或许都有一个难以忘怀的夏天。张爱玲的那个夏天，定格在1939年——“每年夏天我都想起1939年刚到香港山上的时候”，1977年炒股配资首选配资，年过五十的她在给好友宋淇的信中这样写道。
根据学者黄心村在《成为张爱玲》一书中的考证，1939年，19岁的张爱玲入读香港大学文学院。港大女生宿舍是一栋位于半山坡的大宅，地址是宝珊道八号。沿着宝珊道往下走，就是张爱玲信中所写的“炎阳下山道”，路边的护坡石墙和根须盘绕在墙中的细叶榕树，在张爱玲的时代应该就有了，至今还在，被黄心村称为“更恒定的历史见证”。
记忆需要记录和见证。本次入榜的书中，《林门郑氏》由女儿记录母亲被家庭榨干的一生，最终在葬礼上她甚至失去了名字；《两个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中，一对表姐妹的往复书简，记录了她们的共生关系；《荒野寻马》则是一个旅人的追索之路：在失序和流变中，存在确凿不移的东西吗？
记忆也需要承载物，而这个承载物，往往是故土——《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涉江的青铜》中所指涉的故土，一处是位于西南的三峡，一处是位于东南的建德。两位作者都认为，这里的故事需要有人来述说。
说吧，记忆，这正是写作的动力。
文学类
《白夜孤旅》
对于南极，我们总是有一层浪漫的滤镜。冰天雪地代表着纯净，代表着世俗世界的反面，也代表着生存的极限。特稿作家大卫·格雷恩有诸多重要作品傍身，这一次，他选择了试图“征服”南极的亨利·沃斯利作为主角。
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最后部分的文字甚至让人觉得孤独和恐惧。但也正是这样的作品，才让我们理解，一个人身上的精神感召力，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
《成为张爱玲》
黄心村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7
1939年，19岁的张爱玲入读香港大学文学院。在同学眼中，她戴着镜片很厚的牛角框眼镜，“很普通”。两年多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香港沦陷，这段亲身经历给张爱玲带来“切身的、剧烈的影响”。1942年，她被迫中断学业，返回上海，并以写作一举成名。
在香港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学者黄心村，凭借一手资料、文本互证，还原了张爱玲的香港经历——她接触过的人（如有着传奇色彩的历史老师佛朗士）、她读过的书、她走过的路。这个“成为张爱玲”之前的张爱玲，让人顿生亲近之感。
《赤土：一个移民村庄的存在与时间》
《赤土》在小说叙事与社会纪实之间建立特有的张力，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了一个移民村庄40年的变迁。所谓“赤土”，既是一处具体的地理空间，也是一种情感与记忆的沉积层。作者夏佑至借助书中少年“大有”的眼睛，带我们看见山崖、水塘、田埂如何框定村民的生活。
当乡村生活在空间与记忆中退场，夏佑至作为小村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观察者，从土地、命名、亲缘关系等具体细节入手，写乡民在土地上扎根的韧劲，写离乡者的迷茫与不安，写个体如何重建生存逻辑，让乡村突破背景，成为理解现代中国转型的入口。
《荒野寻马》
依蔓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后浪，2025-6
一部动人的私人记录。作者依蔓从北京流动到上海，再到了祖国最北方的恩和草原。近年来关于“逃离”的故事已经足够多，依蔓依然通过她独特且层次丰富的视角，从人与马、人与自然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故事里，寻找当下社会所匮乏的真实连接。翻开这本小书，我们将进入一段没有负担且无比宽广的旅程。
《两个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
这本书，很容易让每个女孩想起自己生命中的“天才女友”。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记录的只是两个普通女人——在小城当语文老师的“仙人球爱水”和在北京画画、做绘本的“污士奇”——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间通过豆邮写下的一封封信件。
信件所承载的女性情谊让人动容。两人是分隔两地的表姐妹，在同一个故乡出生、长大，共同经历了毕业求职、考编、生子、转行、搬迁，因此，往复的书简也回顾了两人的来时路。其中，能看到两位女性普通而鲜活的生活细节。她们在婚姻、母职与理想的撕扯中互为锚点、互为镜子，实践着一种“平行参照”的共生关系。正如污士奇在开篇自述中所言：“幸亏有你这样一个人听我讲话，不然我都不知该说给谁听。”
《林门郑氏》
聚焦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与个人尊严，以还原普通人一生的方式还原历史现场、反思社会问题，是近年来许多作品的思想主轴。正如学者罗新在《漫长的余生》中所说，“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依然大量存在。比如本书作者林雪虹在母亲葬礼上所见的“林门郑氏”四字——这是父权社会给一个女人最后的墓志铭，不但抹去了她的名字“郑锦”，也抹去了她被剥夺教育权的童年、在裁缝铺里熬过的深夜、被赌徒丈夫和五个孩子榨干的人生、创办女子服装学校未竟的失落。
林雪虹从这四个字入手，描摹两代女性共生的创伤——我们憎恶母亲身上的枷锁，却惊恐地发现枷锁早已长进自己的骨头里。父权结构的暴力，隐藏在看似平实、却让人不忍细看和苛责的日常里。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鼓起勇气去记录、思考和改变，才有可能让无名者有名，让无力者有力。
《如此打工30年》
当我们在说世界工厂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30年前，退役武警占有兵南下广州，成为无数外出打工者中的一员。他用攒下的钱买了一台二手尼康相机，游荡在东莞的工业区，记录那些在制衣厂、电子厂、玩具厂辛勤工作的打工仔、打工妹。打工30年，他也就拍了30年，一共拍下120多万张照片。
经济腾飞的底色，就是这么一群背负着“来财”梦、在异乡被称为“捞佬”的人。在搞抽象之余，不妨去了解下我们的父母曾如何劳作。
《涉江的青铜》
作为三峡移民后代，作者别鸣的乡愁是凝聚在血脉深处的。当祖辈的土地深埋在175米深的江水之下，肉身与记忆该如何安放？他总是感觉自己没有故土，是四处浪荡的游魂。经由自身的感受，他将目光投向少有人关注的三峡移民后代。那是一些被时代遗忘的面孔：昔日风光的船长、漂泊的矿工、沉默的出租车司机……
这是一封写给沉没故土的情书，也是一辑记录峡江儿女的生存史诗。别鸣用冷冽的文笔，重新演绎了这片土地上小人物的漂泊与扎根往事。在他看来，如今的他就像安东尼·多尔笔下的盲少女玛丽·罗尔，再也无法看见曾经的家乡，需要打开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通过敲打键盘进行讲述，才能弥补无法亲眼看见的遗憾。
正如湖北省作协主席、2025刀锋图书奖推委会主席李修文所言：“在别鸣的小说世界中，满目皆是屈原的后裔、三峡的儿女，自古浪漫，也自古烈性。楚地巫风与屈子遗韵已被写入血脉基因，不因时代环境与生命情境而嬗变，正是作家所信服与朝觐的吾土吾民。”
《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红楼梦〉中的导演课》
作家兼导演徐皓峰从文学与电影的双重视角入手，提供了对于《红楼梦》的又一种个人解读。在他看来，在电影发明之前，曹雪芹即具有电影思维，甚至开玩笑称，“总怀疑曹雪芹上过电影学院”。《红楼梦》所构建的“情境”，堪称电影剧本写作的范例；而希区柯克设置悬念的方法，曹雪芹也用过。
比如，晴雯就死于情境——第七十四回，王夫人传唤，晴雯正不自在，并不十分妆扮就来了。谁料在王夫人眼中，晴雯“钗亸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是“妖精似的东西”，由此种下日后将她从宝玉身边赶走的祸根。
他也坦承自己和前辈们一样，得到了《红楼梦》的滋养：创作电视剧《镖门》时，男主刘安顺的台词“万事想来全在我”，便得自林黛玉那句“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该给黛玉磕个头吧？”
《形式缺陷》
如果你不喜欢那些充斥着大段设定解说的作品，并因此对科幻小说敬而远之，那么普里莫·莱维会是最适合的科幻小说引路人。
虽然是一部科幻小说短篇集，但本书的科幻色彩并不浓，甚至有点复古未来主义的气息。它更多的是对现代和近未来生活的警示，比如《防护》《一路向西》，读起来既视感极强，让人不寒而栗。
都说科幻小说是思想实验，最可怕的莫过于，科幻作家们幻想的那个糟糕的未来成了现实。
社科类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最后，他选择留在上海，等待天亮。抗战期间，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共收集“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
许多迁往内地的朋友如叶圣陶、巴金、矛盾等曾责怪他为何仍留在上海，他的文献抢救行动则被视为“迂远”之举。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一行为的价值。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帝都之铁：汉代铁工业与辐辏网络》
帝国的治理，往往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林永昌在本书中指出，辐辏网络（connectivity）是汉帝国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关键。这一网络以汉都长安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包括交通设施的建设、市场体系的整合、信息系统的畅通、生产技术的革新、儒家文化的传播，以及官僚体系的渗透。而对制铁工业的严密控制，确保中央帝国的辐辏网络得以实现。
在古代，盐和铁是重要必需品——盐是生命之必需，铁则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生产资料。最早提出“盐铁专营”的是齐相管仲，而将之形成国家政策的是汉武帝。著名的“盐铁之议”，即在汉武帝推行盐铁专营约40年后举行。本书向我们展示，由铁器的生产和流通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如何成为帝国财政的重要支柱。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塑造审美与潮流》
为什么潮流总在被模仿中死亡，又在另一个角落悄然重生？文化记者、作家W.大卫·马克思指出：文化之所以变化、品位之所以轮替，归根结底是地位的游戏。他在庞杂的当代语境中探讨了不同阶层借助文化行为构建自我的现象，并认为其动力在于在社会等级中争取更有利的位置。但本书并不将“地位动机”视为负面或庸俗，反而认为，正是这种永不停歇的地位竞争，推动了文化的活力与多样，也使我们能以更包容的视角去理解和接纳差异本身。
在一个点赞、转发都可能成就地位的时代，以更自觉的方式行动，社会平等与文化创造之间就不必有所取舍。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
严州府，明清两代浙江上八府之一，下辖建德、桐庐、淳安、分水、遂安、寿昌六县。学术界所讨论的“江南”，狭义上指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杭州府居于其南面。严州处在杭州以南，因此被称为“江南以南”。学者杨斌是浙江建德人，他这部著作，即聚焦自己的故乡，这片“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土地。
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严州府一直与杭州府相提并论，却既非江南（地理），又非闽浙（文化）。本书糅合微观、地区、国家以及跨国视野，试图从地理、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重述严州的地方史。
《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
“996”“内卷”“牛马”……经过这些职场话题洗礼和启蒙的年轻人，对“异化”这个词并不陌生。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这个概念指的是生活与劳动的分离，劳动者的活动性与其人性，其作为人类的本质的分离。”思想家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在本书开篇就提出，异化不仅是一种被动的痛苦，也可以成为对抗剥削的起点。但今时今日，劳动早不限于付出体力，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越发脆弱，人们被鼓励、要求将全副身心投入其中，用灵魂来工作。这成了新时代的异化。
比弗介绍的这一观点很有意思：全球经济下行，也许能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自治和解放的机会。
《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
5年前，讲述城管和小贩之间“恩怨情仇”的纪录片《城市梦》上映。小贩王天成在城管的“包围圈”中挥舞右手的剧照广为传播，他也被网民称为“银发战神”。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武汉的鲁磨路。而在2025年，鲁磨路已然成为社交媒体上人人种草的武汉网红目的地、平价美食天堂，“堕落街”。
《城市梦》中，一名城管局执法队员如此评论自己和小贩的区别：“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武汉大学教授吕德文基于田野调查，在本书中还原城管和小贩在鲁磨路的各种“攻防”，并以此为切片，展示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街头秩序形成及所存在的问题。
《破坏实验》
作为个体，该如何记录激烈变动的时代？学者李明洁这本《破坏实验》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如刘擎教授所言，这本书充满着“感受”与“思考”的双重性。
“破坏实验”本是一个社会学理论，但李明洁用具体的记录，以及时而置身其中、时而超然物外的角度，带我们进入陌生的纽约，看一场真正的“破坏实验”。破败与辉煌、野蛮与善意、傲慢与诚恳，都是纽约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而理性和感性交织的这份记录，正是当下所需要的。
《肉体的思想：具身性与影像文化》
［美］薇薇安·索布恰克 著，李三达、夏开丰、刘昕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拜德雅，2025-7
在被各种符号全然笼罩的景观社会中，我们的身体已经不仅是一副肉身之躯。人们在社交媒体和直播间里展示身体，同时也观看他人的身体。身体被装饰为我们向他人展示的客厅、一份精致的广告牌，哪怕步入健身房去维持身材，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头脑中对充满肌肉的完美身材的想象。本书中，作者薇薇安·索布恰克结合自身患癌、截肢、佩戴假肢等身体经验，剖析身体在社会文化中的各种隐喻，展开一场自己与身体的全面对话。
《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
1749年7月，索邦大学医学生弗朗索瓦·博尼斯坐上了警察的马车，本以为是去面见元帅，不料终点却是巴士底狱，罪名是“散播恶意诽谤国王的诗歌”。随后，14名平民因相同罪名先后被捕，史称“十四人事件”。本书即从这一事件入手，对彼时巴黎的信息传播与公共舆论进行抽丝剥茧的回溯。
18世纪中叶的巴黎人也许还不知道“公共舆论”为何物，但民意正在升温。《亚琛条约》带来耻辱感、流亡者赢得了民心、庆典群舞演变成示威、新税制激起游行……于是，讥讽与不满化身为诗歌，在街巷被朗诵、改编、传唱。
当代读者或许难以理解270多年前人们如何从口头消息传播中获取信息，本书所要做的，就是证明此法可行。罗伯特·达恩顿指出，历史学家某种程度上也是侦探，因为二者的目标都是寻求真相。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
本书收入齐格蒙特·鲍曼2008年至2009年间为《女性共和国》杂志撰写的专栏文章。鲍曼曾用“液态社会”一词比喻高度个体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社会高速运转、从不停歇的特征。在本书中，他放下厚重的学术语言，以随笔形式剖析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面向如何被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性裹挟——爱情为何变得短暂、友谊为何如此脆弱、消费为何无法带来满足、我们为何在高度连接中却感到愈发孤独。
这是一本看似轻巧的书，读来却令人深思。因为在不确定的流动之中，我们收获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入选图书按书名首字汉语拼音排序）
作者 | 桃子酱、钟毅、王立、方富明、玛丽奥、詹腾宇、张文曦
编辑 | 谭山山
题图 | HKU
校对 | 严严
运营 | 何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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